而构成教材的理论板块，法理体现目的之善，法律体现手段之善，法治体现状态之善。
因此，对强调行动者主观意义的社会学而言，通过对个体行动意义、平均类型意义以及理想类型意义的诠释性掌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释性理解。另外，韦伯在对东方法律进行研究时，遇到了同样的困境，尽管东方国家的法律被当作他者，用于衬托欧陆国家的法律模式，但在现实中存在的历史个体，凸显了其法律理性化理论的历史局限性。
此时，韦伯认为英国法属于理性化层度较低的法律，因为英国普通法中的形式主义(技艺理性)满足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计算性要求。{8}880适用于商业契约的《德国商法典》，调整的对象是法人，并不是具有身份特征的群体，适用商法的人员范围就是决定于纯形式的标准，而在其他方面则要依据特定交易想要达到的经济目的来划界。专门法对于其他职业群体的适用范围主要也是决定于实体法性质或者功能性的标准，而且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会根据形式标准决定它的适用性{8}881。亦即行动者可能服从于传统风俗、情感或价值信仰，也可能服从于合法性的成文规定。理想类型则被用到法律类型、秩序类型的划分和比较研究中，即基于社会行动的动机划分行动类型，并以此划分法律类型，基于正当性的基础划分秩序类型。
经济发展带来生活方式的多元化，要求社会秩序正当性存在，秩序正当性和法律正当性，以经验事实为基础，均是指经验上的正当性。在当今社会，形式理性法律对社会秩序的维系至关重要，但法律的经验妥当性问题仍是需要被关注的问题，特别是西方工具理性法律思想存在的限度，需要重新认识和发展。其二，对以往数据的学习、记忆和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定的自组织和自适应能力。
办案痕迹和质量分析智能化，法官办案的规范性会加强，扁平化的网络监控使得法官考核更容易。若案件涉及的科学技术知识超出法官的知识结构，智能专家系统可能说了算。作为人类法官的得力助手，在司法事务处理方面，可以给人类法官提供尽可能多的支援、便利和多种判决参考。【注释】 作者简介：盛学军(1969)，男，重庆丰都人，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随着人工智能的进展，机器人将被认为是‘活的。向过去的案例学习并裁决未来的案件，我们能放心吗？ 挑战之五：我们的文化能接受机器审判人类吗？我们真的能给机器人法官人的权利吗？或者说，随着机器人智能的强大，生物人法官可以不给机器人法官审判长的权利吗？ 四、不可能完成的独立审判 关于智能机器人能否独立审案，关键难题有两个：一是机器人能否在大数据处理中准确地还原情感？二是机器人能否恰当地运用法律体系必须留给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当然，也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即怎样在法律的框架内，能动地展示法官的人性、人道和法治精神。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趋利避害的选择同样会深入机器人的中枢。即便机器人法官还只是法院办案的辅助系统以及生物人类法官的智能工具，其对现有审判模式带来的冲击和变革仍然会是相当明显的。目前及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法院引进的机器人法官的功能都不会超出这个范围。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公正司法的基石，然而，文字表述的法条并不会自动成为分清是非、确认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客观尺度。有了足够多的量变，机器人的质变则取决于用于学习的数据质量，数据的质量有多好，机器人法官就有多公正。也正是在这个角度上看，回应好心人的诉求，审视案件中的伦理情境、正视法治中的伦理命题，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在这些方面，我们推进的步伐应该更快一些。
机器人可以根据比赛规则和现有棋谱，几秒钟内模拟千万次的对打，从中找到最优策略。社会在进步，人们的观念在变化，我们不能期待所有司法判决一经生成入库，就成为机器人可以长久学习的标准。
在司法审判常用的三类逻辑推理方法中，演绎推理的大前提和小前提中不可避免地包含价值选择、人文态度和生活经验。类似经历产生的情感会不会影响法官对案件事实的重构和认知？技术可以让机器人心如止水，不受任何情感影响，人类法官却做不到。
(二)队伍重组 就目前而言，可以让智能系统参与的事务性工作，可能不少于法院全部工作量的50%。三、可能带来的司法挑战 从机器人智能的生成和累积方式可以看出，机器人法官的智能高度依赖以下两个因素：其一，设计者提供的逻辑推理框架——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的数学模型、符号运算法则和神经网络算法模型。也就是说，IBM推出的系统更类似于一个机器人法官，能够在数据支持下自动判案{3}。{9}用法律内容训练出来的机器人法官很难超越有质量的法律人，因此，无法将自由裁量权交给机器人。机器人同行的参与对审判人员的知识结构和工作能力也会提出新的要求等。但是人工智能也有可能是人类文明史的终结，除非我们学会如何避免危险。
将司法大数据运用到司法辅助、办案参谋、智能咨询及决策分析等环节，法官输入案由、情节等案件事实，机器人自动弹出应适用的法条，并显示量刑建议，在法官确认后，判决书便一键生成{2}。实在避免不了事故，则可以在小概率的大事故与大概率的小事故之间作出抉择。
{10}法律的生命不仅仅是逻辑，更是经验和价值。我们应该积极运用机器人法官辅助建立现代化的法治体系，提升法治能力，但也要警惕过分依赖冷数据和机器智能造成新的司法不公。
人类官司的最后裁决权不能交给智能机器人。毫无疑问，能够数据化的知识，机器人都能学得很好。
实现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基于逻辑的编程技术，如文字识别、案件比对等。其五，法治既包括硬法之治，又包括软法之治，很多没有经过立法程序的法规文件以及被社会普遍认可的公序良俗也是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部分规范的理解和把握更多地取决于法官对社会主流价值的认同，对政府阶段性政策和社会舆论的把握。鉴于不同类别案件的审理程序和智能系统的功能差异较大，应当根据案件特征和智能系统的功能实现情况，对审判流程进行合法的重组。在审判的多个环节引入智能机器人以后，庭审中心的内涵可能发生变化，事实调查、证据认定可能已经由诉、辩、审三方的法律机器人在庭外基本完成，或部分完成，定罪量刑也已经由智能机器人通过大数据比对给出多个选择及过往判例的百分比。
但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回忆一件事情的过程，并不完全是事实重现的过程，也是对事实进行心理重构的过程。电子司法机关有可能代替法院审理案件。
正如惠阳区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所说，还有良知对全案事实的整体把握对法律精神的理解对看得见的司法正义的不懈追求，这些要素都要受到根深蒂固的情感影响，这里的情感是法官对人类、对社会的道德感和价值观，是对客观事物价值关系的主观反映，这样的情感支撑着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一位审理合同纠纷的法官，亲人曾被诈骗得倾家荡产。
不仅取决于普遍意义，还取决于特定场合。尤其是当双方证据都没有压倒性优势时，有丰富实践经验、有人性情感、有法治精神的法律人比装满精确程序和冰冷数据的机器更可靠。
英国伦敦大学研制出了一款智能机器人，能够评估法律证据，同时考虑伦理问题，然后决定案件应当如何判决。科学家们表示，这台计算机预测案件的准确率达到了79%{1}，其针对的是欧洲人权法庭584个关于折磨、侮辱、公平审判和隐私的案件。现做以下假定：一位刑庭的法官，在死刑判决宣布之后执行当天，要去会见死刑犯的家属，目睹生离死别。生物人的意识是生物人组成的社会的产物，生物人的本质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世界的。
(三)流程再造 为了充分发挥智能系统的作用，需要重新规划审判流程。其一，法律可能出现空白，但法治精神没有空白，需要法官以专业的精神和能力为法规补漏。
五、结语 智能机器人在司法领域可以大有作为，也应该大有作为。二、可能带来的司法审判模式变革 广义的机器人法官指的是可以参与法律事务的智能系统，既包括各种辅助系统，又包括面向各类法规及证据分析的智能专家系统，如司法进程的事务跟踪机器人，庭审记录机器人，判决书生成机器人，同类案件比照分析机器人，政府、企业、各种社会组织、家庭用于法律咨询和服务的机器人，律师事务所的机器人律师，还包括仍在设想中的、狭义的机器人法官，即不需要人类法官介入的、具有独立审案能力的智能机器系统。
而且，这些智能机器人使用同样的案例库，同样的决策系统，一台出错另一台也会出同样的错，别指望高级法院的机器人比中级法院的机器人更高明。合议庭三名法官做出的这一细致和认真的判断是基于我们的良知和独立判断，是基于我们对全案事实的整体把握和分析，是基于我们对法律以及法律精神的理解，是基于我们对实现看得见的司法正义的不懈追求{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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